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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事追懷——建國初期的縣委書記們

發布時間:2021-12-03 00:00:00 瀏覽:10526 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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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陳 勝 昌

    上世紀50年代初期,我在天長縣委機關工作,幾年間,先后接觸過幾位縣委書記,雖然他們有的已經作古,但當時對我的教誨至今猶歷歷在目,使我終生難忘。
  1952年“三反、五反”運動后期,我在縣紀檢會工作。那時紀委書記由政委(縣委書記)陳振亞同志兼任,紀檢干部僅我一人。運動處理階段,我忙于寫處分決定,每當我送給陳政委審稿時,文字上如有不妥處,他從不揮筆直刪,而總是以商量的口吻說:“你看這一句,這樣改一下是否更好些?”他所改動的一字一句,真讓我口服心服,感到深受教益。在陳政委身邊工作,使我的政治水平和寫作能力都有了顯著提高。
  1954年初,我任縣委秘書時,陳政委已調任滁縣地委秘書長。一次,我在地委參加秘書工作會議,陳政委要我散會后到他辦公室去一下,他拿出一封信給我說:“你們交通班的小張最近給我寫信,向我回報近來學習文化的情況,我將信中錯別字改過了,并附一信,你回去交給他。”一位地委領導干部,在百忙中還惦記著小交通員的學習,親自改錯字、寫回信,這種平易近人、關愛下層的長者之風,真使我敬佩不已。
  

戴 凱  (艾 思供圖)

    不久,戴愷同志任天長縣委書記。當時機關房屋緊張,我將他家5口人,安排住在縣委機關東北角3間簡陋的草房里,戴書記夫婦毫無意見。一次戴書記對我說:“你叫木工替我打個臉盆架,原來擱臉盆的凳子,就可抽出來給辦公室用。”我說:“其他副書記和常委們都沒洗臉架,是否每人都打一個?”他隨即搖搖手說:“算了,大家都打太浪費,我一個人也不能搞特殊,此事就甭再提了。”一位縣委書記提的這點小小要求,我都未能給予滿足,后來每每想起來深感內疚。
  當時縣直機關有些同志認為戴書記太嚴肅,不敢接近。其實不然,在他1957年由嘉山縣重新調回天長任第一書記時,正是反右派前夕。在運動中,我和夏錫生、徐弼等人被錯劃為右派。一天早晨,我在廁所上同戴書記相遇,旁邊無人,我問:“戴書記,你認為我們這些人是反黨、反社會主義的壞人嗎?對這場運動,我真不理解,黨組織怎能這樣好壞人不分呢?”戴書記當時嘆了一口氣:“唉!你們不理解,我也是同樣不理解呀!”果然時隔不久,戴書記和副書記秦言永同志都被套上“反黨分子”帽子。最后縣委第二書記吉紹宏同志唱了壓臺戲,也被打成右派分子。
  大約1956年初,戴愷同志第一次調離天長時,地委曾派陳宏恕同志來天長任第一書記。陳書記對文字工作要求較高,開始我感到有壓力,但他每次會議報告稿,都同我分工起草,前階段工作情況總結由我寫,今后意見和領導部分則由他親自動筆,我的負擔就輕多了。平時他常說:“辦公室的任務就是參與政務和管理事務,不要事無巨細,都涌到書記室來,能答復和處理的事,就大膽處理。”由于領導的放手,我在處理日常工作中膽子便更大了。
   

(宋乃冰)

    1962年我平反以后,曾一度安排在紀檢會工作。一天,時任縣委第一書記的宋乃冰同志叫我同他一起出去辦點事。我想,書記親自出馬,一定是很重要的大事,就跟著他一直走到北門醫院。他找來婦產科主治醫生,問她最近有沒有一個名叫XX的農村婦女來看過病。醫生一查,前兩天確有此人來看過病。宋書記問:“什么???”醫生一看病歷說:“她患有嚴重婦科病,必須繼續治療,不但要堅持打針服藥,而且在夫妻生活方面要更加注意。”宋書記叫醫生寫了病歷證明交給我。后來我才知道,原來縣直某單位一位負責人,家住農村,妻子很少來縣城,前幾天妻子一到就急忙上醫院,還說夫妻不能同床。該同志懷疑妻子在家紅杏出墻,很可能來打胎的,就向宋書記匯報了思想情況,打算離婚。宋書記為了弄清真相,挽救一個家庭,便有了上回的醫院之行。當天下午,宋書記將這位同志叫來,狠狠批評了一頓,說:“你如不信,病歷在勝昌同志處,你親自去看看。”這位同志心中的疙瘩解開了,回去就忙著陪妻子到醫院治病,夫婦重歸于好。
  以上僅是些片段回憶,而且是四、五十年前的舊事,但從這些平凡小事中,可以看出他們樸實無華、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風,克己奉公、關愛他人的高尚品質。這些都是留給后人極其珍貴的精神財富,更是當前開展的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中一份非常寶貴的生動教材。
     (作者為原市政協辦公室主任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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