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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海鉤沉——清心直道寫平生

——天長知縣包拯的為人做官之道

發布時間:2007-05-17 07:56:03 瀏覽:9466 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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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包 立 欣

包拯畫像


  包拯,字希仁,北宋廬州合肥(今安徽合肥)人,生于宋真宗咸豐二年(999),卒于宋仁宗嘉祐七年(1062),曾任天長知縣,并有斷牛舌案一史。據《宋史·列案》記載:“有盜割人牛舌者,主來訴,拯曰:‘第歸,殺而鬻之?!瘜ず?,有人來告斬殺牛者,拯曰:‘何為割牛舌而又告之?’盜驚服?!?/FONT>隨后,包拯善于斷案的名聲逐步傳于久遠。
  包拯傳世之詩僅一首,至今膾炙人口,流傳甚廣,即“清心為治本,直道乃身謀。秀干終成棟,精鋼不作鉤。倉充鼠雀喜,草盡狐兔愁,史冊有遺訓,無貽來者羞?!?/FONT>這首詩,比較直白,也很有氣勢,既標明了包拯早年的志向,又道出了他的為人做官之道。
  首先,他以傳統道德規范自己,“清心以治本”。
  據史記述,宋仁宗天圣五年(1027),包拯29歲考中進士,名列甲科一名,隨后任命為大理寺評事,并出任建昌知縣(今江西永修),因父母年事已高,需要奉養,包拯便沒有赴任,后來又委派他到和州(今安徽和縣)監稅,因顧及父母又不欲行,即解官歸養,數年后,雙親繼亡,為盡孝守墓,總是“徘徊不忍去”,最后在族中父老數來勸勉之下,才赴調天長知縣,可見包拯的孝敬父母之情刻骨之深。為彰顯包拯在天長任知縣的政績,宋仁宗康定元年(1040)又委派包拯出任端州(今廣東肇慶)知州官升殿中丞。因端州盛產名硯,過去有地方守官借上貢之機,假公濟私和賄賂權貴之事,故包拯嚴定按貢需定產,最終榮獲“歲滿不持一硯歸”之載史佳譽。為了堅持清廉,他晚年在家訓中還嚴申:“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,不得放歸本家。亡歿之后,不得葬于大塋之中,不從吾志,非吾子孫。仰珙刊石,豎于堂屋東壁,以昭后世?!?/FONT>所以在包拯故后,還獲得皇帝宋仁宗“忠賢將相,道德名家”的御賜。
  

包拯家訓

  其次,他以是非原則作為名節,盡立身之道。
  包拯一生中雖沒有留下什么文學作品,但是留下的近200份奏章卻是無價之寶。從那些態度鮮明的政治主張中,充分體現了他的正直和嫉惡如仇的秉性以及大無畏的斗爭精神。在史書上首先有“七彈王逵”之說。王逵是一個得到皇帝和宰相歡心的封疆大吏。他既忘命貪剝,又著意賄賂朝廷要員,老百姓痛恨之極。一次,他又隨意增加苛捐雜稅,數目竟達50萬貫,包拯得知后,連續兩次上奏,雖免去了其荊湖南路轉運使,但不久又被朝廷任為江西運轉使,繼續施行酷政,魚肉百姓。包拯在調查此事后,又連續兩次上書彈劾王逵,結果王逵被貶徐州后不久,又被提拔為淮南運轉使。對此包拯十分氣憤,接連又三次上奏彈劾王逵,并深刻分析王逵的危害性,指出:“若命酷吏為之職司,而令一路百姓受其患,是一夫之幸,而一路之不幸也,竊恐傷陛下愛民恤物之心?!?/FONT>由于包拯七次據理力奏,最終使宋仁宗痛下決心,罷免了王逵的一切職務。當然在史書上反映包拯彈劾的官員中影響最大的還是皇親張堯佐。他是宋仁宗寵妃的伯父,因裙帶關系,一下子被提為端明殿學士,并當上了三司使,鑒于朝野議論,包拯兩次上疏,指出:“張堯佐乃碌碌庸才,因皇親之故,瞬成朝廷顯要人物。其是非顛倒,只知向全國盤剝,向國庫借貸,使法制混亂?,F正值國家財用困難之時,用此人理財,上違天意,下背民心,釀成危機,實令人痛心?!?/FONT>此后,張雖被免去三司使,但在寵妃的花言巧語下,宋仁宗又一次授其宣徽南院使、淮康軍節度使、景靈宮使、同群牧制置使等四項要職,特別是宣徽南院使一職更高于三司使。朝廷內外,更加震驚,在這種情況下,包拯即聯合其他御史、諫官,連續三次上疏彈劾奏章,不僅指出“一日而授四職,求之過去,史無前例;訪之今日,人情不安。國家典章制度,宣徽使、節度使不是德望兼備之人,從不輕授”,還單獨上疏《請絕內降》之奏,強調“大恩不可以頻假,群心不可以固違。假之頻,則損威,違之固,則兆亂。”要求“外戚不可用為執政之官”。在包拯等人的堅決反對之下,宋仁宗終于因“念其忠懇”,而先后削去張堯佐幾項職務,并在寵妃逝后決定“后妃之家,今后并除兩府要職”,規定外戚不得擔任軍政要職而干預國事。事后,包拯也曾總結自已,“為盡其道”,當時已是“披瀝肝膽,冒犯威嚴,不知忌諱,不避怨仇”。作為一名封建王朝的官員,雖為愚忠,但精神實已難能可貴。
  再次,他以關心百姓疾苦為已任,極力之所為。
  北宋年間,朝廷上下花天酒地,不顧百姓的休養生息,層層加碼,暴征稅賦,以各種名目盤剝百姓。據包拯統計,慶歷八年朝廷收入近1900萬貫,比景德年間增加一倍。有的地方原規定百姓夏稅交大小麥,為了借機盤剝,官府又改收現錢,由每斗大小麥50文,增添名目后為140文,鬧得百姓民不聊生,四處逃難。有的地方官為了表現政績,還擅加賦稅,名為“羨余”,進奉朝廷,以博嘉獎。為此,包拯連續四次上疏“乞望大緩吾民”,強調“民者國之本”,如果繼續橫征暴斂,肯定不能“安天下”,并先后提出“請罷天下稅率”,要求免除常賦以外的一切臨時攤派,以減輕百姓負擔,還在《乞為薄、寬、救札》里向朝廷提出“薄賦稅、寬勞役、救饑饉”“三者不失”之主張,并針對朝廷宦官利用巡查之機,到處敲榨、搜刮民財的行為,提出“減少出巡,地方負責”的建議,積極為老百姓除去外加之害。為了減輕百姓的出役之苦,包拯還多次向皇帝上疏,請求放寬服役的年限,改一年一次為三年或兩年一次,以減輕服役程度,并建議將食鹽官賣用無償差役改為通商有償使用各方勞力,最終使公私兩利。特別是在部分地區發生旱災之年,包拯還書寫了一份著名奏折《請支義倉米賑濟百姓》,其中指出:“臣聞江浙、荊湖等路自去秋亢旱,田苗一例災傷,即日米價甚高,民食不給。若不速令賑濟,必致流亡,強壯者起為盜賊,老弱者轉死溝壑,因此生事,為患不細?!?/FONT>雖然包拯的各種做法,表面上是為了維護朝廷大局,實際上在很多方面都實實在在地維護了老百姓利益。也正因為包拯的剛直不阿,極力所為,諸多主張亦得到朝廷的采納。
  包拯在仕途期間,雖沒有同朝為官的歐陽修、范仲淹、蘇軾等在文學史上的輝煌和政治上的坎坷經歷,但他的為人做官的品行道德和正直名節都遠遠流傳在民間,和那些文學大家們一樣永遠受到人們的惦記,并閃爍著不朽的光芒。(艾思供圖)
  (作者為市政協副主席、統戰部部長)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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